今年是北非突尼斯、埃及等国家发生反政府抗议示威最后导致政权倒台的茉莉花革命十周年。这场革命也蔓延到了中国，2011年初中国网络上出现了呼吁民众到城市中心聚集、敦促中国政府改革的网络发帖，更导致警方对民主人士的大规模镇压。虽然不少人认为所谓的中国茉莉花革命并没有真正发生，但十年后回首，这场革命的火种似乎仍在延烧。

2011年在中国出现了“茉莉花革命”的呼声，但这种呼声最终却导致政府机器提前出动，将这场革命消灭在“萌芽状态”。

2010年底在突尼斯爆发的“茉莉花革命”中，成千上万走上街头抗议专制政府的民众，可能最初并没有想到，这场运动最终会导致突尼斯政体转型，过渡到民主国家。他们可能更不会想到这场革命还将波及北非和中东不少其他国家，甚至远涉重洋，在中国掀起波澜。

在2011年的中国，也出现了“茉莉花革命”的呼声，但这种呼声最终却导致政府机器提前出动，将这场革命消灭在“萌芽状态”，也使大批“非参与者”以痛苦的方式被席卷其中。

“非参与者”的清晰记忆

“220那天上午，一开始我是接到派出所片警的电话，我当时也就是跟片警呛了几句，然后国保就直接开车到我家了，把我带走。接下来好几周，国保都是反反复复来我家。”目前身居澳大利亚的吴乐宝，依然能清晰回忆起十年前中国“茉莉花革命”开始的那个早上的情景。

与他相比，刘士辉对当天的记忆更加深入骨髓，“他们的便装人员对我进行了殴打，当时我被打得很惨，左腿右腿都出血了，身上多处伤痕，还有血尿、脾肿大。”

吴乐宝和刘士辉并不是“茉莉花革命”的参与者，但他们却和当时成百上千的人一样，都因此遭到中国政府的迫害。

吊诡的是，不少人认为，所谓“中国茉莉花革命”并没有真正发生。

台北大学生2011年2月20日走上街头，声援中国大陆的茉莉花革命。（中国数字时代）

一场没有发生的革命？

“中国茉莉花革命”最早源自美国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账户“秘密树洞”（@mimitree0）于2011年2月17日发布的一条号召公民集会的公告。根据目前网上能找到的这条信息最初版本，不明身份的“发起者”号召中国民众在2月20日（周日）下午两点，到城市中心地段集会，并呼喊口号，要求中国政府启动政治改革，并解决民生问题。

其中列举的集会地点包括北京王府井麦当劳门口、上海人民广场和平影都门口和成都天府广场毛主席像下等十三个重要城市的中心地段。

在2月20日当天发生的情况是，北京王府井麦当劳门前和上海人民广场都有人群聚集，但是数目不详。当地警方予以了驱赶，并带走了一些被认为是抗议者的民众。其它城市则没有明显的聚集现象。

“只是有一些小规模的人群聚集。据说在很多城市，在网上事先公布的很多聚集点，警察比去围观的、准备去参加集会的人还多，”因为“茉莉花革命”受到牵连的人权律师滕彪这样回忆说。

原中国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导演华泽2015年在台湾出版了《茉莉花在中国—镇压与迫害实录》，书中收录了对这一事件中被中国政府迫害的一百多位受害者的采访。她介绍说：

“就是平时都人山人海的地方，当时有网友说，我在这个地方看到很多人，分不清谁是谁，有的人说我拿着茉莉花到这里来，就是这样，你觉得这是一场革命吗？”

自称为中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的人随后又发起多轮公告，号召民众在周六或周日的下午两点到城市中心地段聚集。公告中提及的城市范围逐步扩大，后来还有香港、台北和美国纽约等城市。这种公告一直延续到了当年8月底。

呼声虽高，但应者了了。到了第二个周末，2月27日，由于警方进一步加紧了戒备，就连北京和上海的聚集点也没有出现人潮。此后，随着大陆警方的高压政策全面铺展，已经看不到大陆民众参与茉莉花革命的迹象。

华人世界响应至今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之外，出现了对茉莉花革命的明确响应。在台北和香港，2月20日当天，都出现了大学生或普通民众走上街头，声援大陆茉莉花革命的集会行动。

远在美国纽约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一行二十多人，于美国东部时间2011年2月19日晚，在纽约时代广场发起声援大陆茉莉花革命的第一次集会。此时正是北京时间2月20日的早上，他们的行动实际早于大陆。此后，这一声援行动一直持续至今。

“2011年2月26日开始的那次行动......纽约时代广场就被作为（茉莉花）革命地点之一了，”作为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多年来一直在主持海外的“茉莉花革命”。

对于茉莉花革命在中国没有发生的说法，王军涛有自己的看法，“所谓茉莉花革命没有发生，只是说它没有发生到阿拉伯世界的那种规模。但茉莉花革命的生成机制已经在中国出现，如果中国政府不是采取那种强有力的措施，那它是有可能演变成比阿拉伯的革命更大的革命。”

发起人之谜

但实际上，对于这个生成机制也是存在很多争议的。

和当初北非的“茉莉花革命”相似，中国的“茉莉花革命”也显得很突然。中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在当年2月24日的公告中说，“秘密树洞”在推特发出那条召集令，原本只是一次试探。

更让人疑惑的是，这些“试探者”到底是谁，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最早发出集会公告的推特账户“秘密树洞”的内容已经被推主主动屏蔽（protected），记者跟推后，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事件发生后，美联社和曾帮助发布茉莉花革命公告的海外网站博讯都曾采访到自称的发起人，但报道中都没有透露这些人的身份。

一位自称参与了发起的中国大陆民主人士，匿名告诉本台，“你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不能回答，因为说‘我们’是发起人的人对我们非常了解，现在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要牵扯到很多人和我们的运作模式。就像当初说刘晓波是08宪章发起人一样，我们大家都很默契，不提异议。”

“茉莉花革命”发起人的真正身份似乎仍将保留在“树洞”中。

但华泽并不认可这种匿名发起社会运动的方式，“我们有一个运动的伦理，就是发起人必须是一个组织，或者是一个人，必须亮明身份。你不能说，我在幕后，然后把一些人推到前台，做出牺牲。”

在本台记者的采访对象中，多数认为，这种通过网络匿名呼吁集会的方式，“不靠谱”、“很危险”。华泽指出，当时国内有资历或有经验的维权人士基本上没有参与。

“茉莉花大镇压”

但这场没有多少人参与的运动依然演变成一个大事件。

“我把它称为’茉莉花大镇压’，英语叫做Jasmine Crackdown，从当局侵犯人权，镇压社会运动这个角度，是一个很大的、成规模的事件，”滕彪这样评价说。

2月19日晚，“茉莉花革命”的实际行动还没有正式登场的时候，滕彪就被中国警方带走了。与他同一时间被抓捕的还有唐吉田、刘士辉、江天勇、冉云飞和朱虞夫等多位知名的维权人士或人权律师。

滕彪今年2月20日在语音社交平台Clubhouse的相关讨论中提到，中国政府就是预防性抓人，对象是他们眼中的troublemaker（麻烦制造者），因为他们“有可能”上街、“有可能”响应号召。

“这一次估计是上面给了他们尚方宝剑，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事情压住，不能在中国发生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借机把这些平时想修理但是没有修理的人，狠狠地就整了一次，”华泽在采访相关受害者的过程中统计得知，因此被打压或镇压的人超过一千名，而这些人多数并没有参与所谓的“茉莉花革命”。

艺术家、异议人士艾未未因为这样的原因，于当年4月在北京被捕。英国《泰晤士报》在文章中质问，“对一个崛起的，信心百倍的、雄赳赳带领人民走向繁荣昌盛的大国来说，艾未未究竟有什么威胁可言呢？”

但在被镇压的一千人中，更多是比艾未未更没有“威胁”的普通人。

“每天的饮用水是不足的，每天只有一升的饮用水，所以，我一直到现在有一个习惯，就是从看守所出来后，每天都喝很多水，就是因为那一百多天渴怕了，”吴乐宝因为转发“茉莉花革命”的帖子，并牵连到艾未未一案，在看守所里被关了107天。

一位身在东部某城市的先生匿名告诉本台，当时他刚刚大学毕业，仅仅因为在QQ群里和同学谈论了几句埃及的“茉莉花革命”，就被国安警员找上门。他为此丢掉了工作，并被永远挡在了国家公务员录取的范围之外。

此前就有一定影响力的维权人士、人权律师等则受到中国政府“重点关照” 。

维权律师刘士辉和他的越南未婚妻同时被捕。他的未婚妻被关了17天后被释放，随即被国保遣送回越南，从此与刘士辉山海两隔。

“当时的话，如果正常发展，我们在国内办理结婚登记，我们就是合法夫妻，但是被共产党硬生生拆开了，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痛苦，”刘士辉伤感地说。

还有一些人则长期身陷狱中。2011年底，陈西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0年，至今仍在狱中。朱虞夫以同样的罪名被判7年，2018年出狱，但仍长期受到警方监控和骚扰。

茉莉花革命爆发之时在香港做访问学者的原《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长平，3月份收到国内消息说，他的名字已经在被抓捕名单上，临时决定流亡海外，如今长期客居德国。

繁荣年代的“革命”

在数字上看，中国2011年的开年欣欣向荣，毫无“革命”的征兆。当年一月中旬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9.80万亿元。中国年度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在这辉煌的数字背后，隐藏着中国民众对所谓“胡温新政”的巨大失望。就在前一年，中国作家余杰在香港出版了《中国影帝温家宝》，直斥胡锦涛、温家宝治下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不公和公权的滥用。

“茉莉花革命”的第一个公告中列出的口号就直接撕破了中国政府积极营造的盛世景象，“我们要吃放、我们要工作、我们要住房、我们要公义、保障私有产权、维护司法独立、启动政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开放报禁、新闻自由。”

王军涛认为，普遍的社会不公、贪腐横行等等因素在人们心中种下的不满，已经在中国创造了类似于北非茉莉花革命的土壤，“如果当局不扑灭它，如果它和当时中国的强拆，暴力征地，还有毒奶粉等事件中的民众不满结合在一起，会形成一场很大规模的运动。”

2011年同时也是东欧剧变20年，那场域外的震动在中国社会留下的启示并未消散。“通过捷克等东欧国家那种大规模群众集会的形式，来推动政治体制的剧变，这不光是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的想法，也是很多其他人认可的想法，”滕彪这样分析“茉莉花革命”背后的思想动因。

但华泽为“茉莉花革命”导致的牺牲有些惋惜。她认为，这场运动和中国多年以来民间的社会运动有一个通病，“称为人权捍卫者也好，人权活动家也好，就是在一小撮人里边。他们没有深入到民间，没有动员起很多普通人参与。这种情况下，你们的牺牲可能很多普通人都不知道。你这个代价就是白付了。”

“革命”该如何延续？

根据中国社科院法学院研究所发布的《2014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10年至2012年是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茉莉花革命”只是2011年发生的170起百人以上群体性事件之一。从实际的参与人数看，“茉莉花革命”的实际影响力似乎也是有限的。

在“茉莉花革命”遭到中国政府的严酷镇压之后，社会对它的关注也很快被其他社会运动取代。

“到2011年底的时候，比如说围观东师古村的运动，参选人大代表的运动，2012年我们又推出新公民运动，要求教育平权、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等等，”多年在中国推动社会运动的滕彪这样介绍说。

但“茉莉花革命”这块招牌，因为和北非的社会运动直接相连，并有其鲜明的政治性，仍然在中国民众中具有一定的号召力。

中国民主党在纽约分部的成员在过去的十年里，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在纽约时代广场举行名为“中国茉莉花革命”的民主示威活动。中间只在纽约新冠疫情的高峰期停顿了七次。

“我们坚持‘茉莉花革命’，就是传播一个理念，就是说，中国只有坚持街头运动，才能启动一场真正的转型；只有大规模政治风潮出来，人民的力量才能展现出来，这样给统治集团内部有改革想法的人，或者反对镇压主张、对人民怀柔和不想当历史罪人的人，还有有野心和抱负的人，为他们提供一个机会”，这一活动的中心组织者王军涛把街头运动看作是从底层“点火”。

这些参与纽约街头抗议的人，他们的行动是相对安全的。但要放在中国国内，同样的行动必定会撞上中国政府的“铜墙铁壁”。

茉莉花镇压的贻害

外界很少注意到，“茉莉花大镇压”在体制上给后来的社会运动留下的贻害。刘士辉介绍说，2011年中国警方对这场镇压中的受害者采取的措施，根据是公安部对《刑事诉讼法》中有关“监视居住”的解释，但2012年这个公安部的部门规章被升级到了《刑事诉讼法》的高度。

“因为共产党从茉莉花镇压尝到了甜头，对于良心犯用这样的方式，他们认为可以最大限度地折服或摧毁他们的意志，这是一个最佳的酷刑组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我把它称为酷刑总成，”他说。

十年以来，尤其是习近平掌权之后，中国政府加紧了对普通民众的监控，和对社会运动的打压。遍布中国各大城市街头的监控摄像头和已经完全体制化的网络监控手段，进一步遏制了民众反抗的决心和手段。

“比如说许志永，他曾经三次被抓。09年那一次，他因为公盟的事情被抓，多少人声援他啊。......但这一次他被抓（指2019年厦门聚会案），你看国内的这些维权人士，连写他的文章，或者转发他被抓的消息，都没有了，”华泽分析说。

滕彪对国内社会运动的空间也比较悲观，“一个社会运动需要信息的传播，需要观念的传播，还需要组织动员，和人际的互动。现在看来这些空间都比03年到13年之间要小得多。”

但王军涛对他主持下的时代广场“茉莉花”仍然寄予厚望，“我的那个‘茉莉花’在时代广场就是一个干校，一个训练班。他（参与者）或许走就走了，因为现在没有什么事情让他干。......将来中国如果有像台湾那样的机会，他就会跑回去，回去之后以民主党的名义开始在中国各地建立自己的分支部。”

他强调这不是一个理念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实利益和个人发展的空间问题。他乐观地评估说，如果五年内有这样的机会，这些人中可能有一半都会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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